现代法治重在保护自由，因此法律以权利为核心，是现代法治自由精神的体现。
不过，在法律全球化过程，他们的预言有些歪打正着。对于社会的反思来说，一万句苦口婆心的劝谏，不如一个灾难的教训更有效。
于是，现实的法律对网络的架构和代码进行规制。只要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，而应该发生的事情未必将会发生。他者是非西方，是邪恶的虚拟世界。有时天行有常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在那个奇妙的世界，我们都可能既是受监视者又是特工，既是受虐者又是施虐者，既是人质又是恐怖分子，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敌人。
预言者是希腊oracle（神谕者）的现代版。科学探索实在，却筑造出虚拟世界。如何在借鉴和吸收世界法律文明的智慧和经验的过程中，实现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自主创新。
（2）宗教法不仅规范教徒的行为，还控制教徒的内心。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有所差异，因而很难进行一般概括。在西方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，理性启蒙和由此而来的世俗化运动，破解了法律与政治循环构成的秘密，罩在它们之上的神圣光环黯然失色。总之，哈贝马斯认为，在现代法治国家，法律的正当性源于民意，这种民意来自民主过程的商谈，而这种商谈是公共领域中普通民众和民意代表的双重沟通。
反过来，政治权威又可从法律中获得正当性基础。但是，"自然法"本身具有难以证实的虚构性，"自然权利"则具有认知的模糊性。
在这个方面，我们可以提及孟德斯鸠对于不同民族法律多样性的展示，霍贝尔对于初民社会不同法律类型的描述，以及晚近退宁关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法律体系并存的描述。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之间，每每包含许多共同因素，相同历史阶段的城市之间，却常常存有巨大差异。二是译介和评论西方法学思想与流派。换言之，人世之法应是自然之法的体现，正如公民权利是自然权利的表征，政治权利是自然权利的延伸。
当然，现代法律也有许多局限，例如它过于关注形式平等，而对于事实的不平等关注不足。第二，在传统社会，法律与宗教相互结合的最典型模式是宗教法，印度教法、基督教教会法以及伊斯兰法都属于这种模式。马可·波罗回答说，任何城市都是包含各种例外、障碍、矛盾、不合逻辑与自相冲突，我们所能得到的样板城市，只是不正常的或例外的成分少一些而已。根据昂格尔的考察，现代社会的法律自治包括四个维度，即内容区别于宗教、道德及政治的法律实体自治（substantive autonomy），以司法独立特征的法律机构自治（institutional autonomy），秉具独特推理与论证方式的法律方法自治（methodological autonomy），以及律师业职业所代表的法律职业自治（occupational autonomy）。
这种传统在当今英美法传统仍有明显的体现。此外，为了避免法律与政治共谋，人们有意使法律独立于政治，使它们各自成为不同的系统，按照自身的逻辑而运作。
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法律全球化，都必须面对它的挑战。上述各家关于秩序的构想和于法律的思考，各有特色，其中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，成为中国法理的珍贵历史遗产。
实际上，康德和卢梭早就发现了法律与自由的悖论，并认为只有公民自我立法，遵守自己制定或同意之法时，他们才不会感到，法律不是对自由桎梏，而是自我施加约束，协调自由的冲突，从而更好地享有权利。只有到了现代，目的理性的行为才成为主导的行为模式，效率原则才成为主导原则，经济发展才具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势，由此导致了"嵌入"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开始"脱嵌"，凌驾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。但是，这种办法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，政治权力的弱化，放纵了市场博弈和社会力量的角逐，结果助长了经济的弱肉强食和社会的优胜劣汰，致使人类社会几乎返回"从林世界"。它们丰富了法学知识，开阔了法学视野，推动了法学交流，提升了理论学的研究水平，并为其他法学领域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理论指导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弗里德曼才认为"文化建造结构"，"结构模式透露出根本的态度"，同时"反过来作用于态度"。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自然法传统，另一方面由于自然法理论自身存在上文所提及的一些缺陷。
因此，一些学者退求其次，不再界定法律的含义，而是尝试对于法律进行类型化，例如韦伯就分别以"实质"和"形式"作为基准，把法律分为形式非理性法律、实质非理性法律、实质理性法律和形式理性法律。如果"主权者命令"具有充分的民主基础，那么，这种"交换"和"循环"也许无可厚非。
显然，无论是霍布斯的国家进路，还是洛克的个人进路，抑或是卢梭的共同体进路，在确保法律的正当性方面，都有侧重点，但同时存在某些缺陷。它过分强调功能或工具之维，意义之维缺失。
既关注法律的现实之维，也关注法律的历史之维和未来之维。1979年以来，伴随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，中国的法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，法理学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前所未有新气象，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这使得人们有可能独立地观察和思考法律的现象，并从理论或实践的角度探讨法理。初民社会和传统社会，或者是游牧社会，或者是农业社会，当时人们更偏重传统或情感等非理性行为或价值理性行为，法律并不体现经济效率原则，用波兰尼的话讲，当时的经济"内嵌"于社会之中，经济关系对法律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或主要的作用。"文革"其间，虽然北大和吉大法律系幸存下来，但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和当时的政策，而不是法理学。各家对于法律的观察多少类似盲人摸象，只见法律的局部而难以把握全貌。
但是，传统社会即便确实是牧歌般的"世外桃园"，我们已然进入现代社会，无法返回那个时代。三 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，卡尔维诺借助马可·波罗之口，描述了55个异彩纷呈的城市。
八 "冷战"结束后，经济全球化和与之呼应的法律全球化不期而至。换言之，政治权力一旦获得了制定和推行法律的权威，就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强化自己的权威。
教材具有巨大的商业利润，这驱动着出版社对教材"百出不厌"。因此，法理学关于法律概念的研究，至少应认知一下几点。
为了使法律不至于成为自由的枷锁，在现代法治的早期阶段，消极自由得到了突出强调。平等也意味着实质平等，它具有超越形式平等而进行具体考量和特别关照的旨向。但它对现代法治信仰的发展，也具有阻碍作用。反过来，这些理论也推动了西方人权和宪政的发展，使宪法权利成为超越私法之上的可诉权利。
有些学者关注国家法，有些学者关注民间法、跨国法和全球法。因此，法理学研究者应该保持警醒，认识到任何立场或视角的局限，从而尽量秉持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。
作为意义之维的法律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密切关联。第二，法律公开确认等级特权，统治者享有更多的权利，而被统治者被施加更多的义务。
在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，秦国等一些奉行法家路线的国家，更重视运用法律的管理国家。跨国法和全球法的出现，自上而下对国家法施加了压力，促其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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